最近，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杨玉良院士提及，到2007年，中国每年培养的博士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而美国培养的博士中不少是外国人，包括中国留学生，而中国培养的博士绝大多数是本国人。而且我国新增的博士中相当一部分当了公务员，或者去国外做博士后，去企业工作的却很少。为此教育部决定，高校博士生不能再扩招。

　　我是中国首批博士生，于1982年2月入学；也是首批文科博士，于1983年8月通过答辩；199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目前还有8位在读，其中包括在职生和留学生。作为亲历者，我赞成杨玉良的意见，从实际出发，目前博士生的培养规模不应再扩大。

　　每年新增5万多博士，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

　　仅就数量而言，似乎并不多———中国的人口数倍于美国；中国培养博士生只有二十几年，到最近几年才有快速增长；中国的现代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大量高水平的人才。要计算出中国拥有多少博士最合理，每年培养多少博士最合适，或许需要复杂的理论和数据，并且未必能取得一致意见。但从我有限的经验出发，近年来，至少有一部分博士是没有必要培养的，并且占据了宝贵的教育资源。

　　大量现职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且不说其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名实不符，即使完全合格，也没有必要。我不是说官员不需要在职进修，或者不可以在业余攻读学位。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研究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或者是晋升的需要。由于对博士学位的盲目崇拜已经影响到高层领导，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或有利因素。加上对某些高官来说，博士学位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

　　这同样影响到包括教授、研究员、工程师、艺术家在内的专业人士。其实他们大多数的专业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博士水平，只是没有这个头衔，但因为主管部门有了硬性规定，博士学位的优势不可抗拒，才出现当了多年教授，甚至已经指导过多名博士生，却要在职读博士的怪事，连已经取得相当大成就的演员、画家、运动员都要在自己的巅峰阶段取得博士学位。当了校长、院长再读博士的屡见不鲜，学位尚未到手先当博导的也时有所闻。

　　在对博士盲目崇拜的影响下，加上现行制度下往往可以不计人力资源的成本，不少用人单位也抬高门槛，非博士不招，中学教师招博士早已不是新闻，博士当小学教师或到幼儿园任职也不至引人注目。问题是这些博士的专业往往与教育或儿童风马牛不相及，真正起作用的只是他们的学位。近年我接触到的一些博士生直言不讳，他们读博士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求职。

　　由于博士生导师实际成了一种职称和身份，特别是在不设院士的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点和博士生的数量成为一所大学、一个院系的统计指标；所以与其说为了培养博士，还不如说是为了本单位或自己的利益而招生，而扩招。基于这样的目的，自然不会考虑所设专业是否有社会需要，是否合理，培养的博士能否合格，是否有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根本不合格的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也就毫不奇怪了。

　　我认为，至少在上述四种情况下培养的博士是没有必要的，甚至纯属浪费。减少或消除了这些现象，即使其他条件不变，新增博士就会绰绰有余。从这一角度看，目前每年新增5万博士的规模没有扩大的必要。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