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前后，珠三角各地法人银行机构陆续接到央行调查企业贷款现状的紧急通知。
    此次央行关注的内容包括企业贷款及其行业分布、资产质量和担保方式，同时还强调对企业表外授信额的调查。
    事实上，在央行调查之前，当地的部分银行已经开始主动关注企业贷款风险，对制造业等风险指数偏高的贷款进行详细的风险监控。
    年初以来，受欧美消费需求大幅下挫影响，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制造业重镇陆续发生工厂倒闭事件，其中东莞1-8月关闭外资企业640多家，占其外资企业总数的4.2%，当中大部分为制造企业。
    正如深圳某国有大行首席风险官担心，随着欧美进口需求的下降，加上企业本身经营问题的逐渐暴露，一些平时认为是“小概率”的风险事件都可能发生。

    调查表外授信业务

    央行的调查除了各银行企业贷款的行业分布和资产质量等较常规的内容外，企业贷款的担保方式、表外授信额等涉及连带责任的内容亦被囊括在内。但此次调查对象不包括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等。
    广东某城商行风险管理部人士称，一般说来，担保贷款的风险是银行和担保公司共同分担，而且担保贷款通常在银行贷款总额中占比不大。但是，企业的表外授信业务则直接涉及银行的赔偿，比如承兑票据等的违约风险。
    按照普遍的定义，表外授信包括银行在票据承兑、开出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信用证保兑、债券发行担保、借款担保等对客户可能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做出的保证。
    持续数月销售低迷，货物积压，无疑会对企业的应收账款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10月份对客户进行调查后，深圳某股份制银行公司业务部发现很多出口企业在订单减少的同时，部分海外货款回收的时间也在延长，由此间接拖长了部分企业对供货商的付款时间。
    该行公司部人士认为，银行在上述相关业务方面可能会受到影响，并且可能给银行带来两种连带风险，一是一旦企业破产，客观上票据贴现和保理等业务将产生损失，二是部分企业可能利用包括破产在内的多种方式逃避债务。
    11月初，广东某银行的内部风险提示称，鉴于企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停产和法定代表人失踪的情况增多，要求对企业涉外贸易资金回流、过度负债等情况进行定期抽查。

    “贴身追踪”制造业

    “通过央行此次的调查，我们也借机梳理本行重点行业的企业贷款情况，”广东某地方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称，“实际上近期也出现客户突然倒闭事件，让我们措手不及，目前中小型纺织、皮革厂等出口型制造企业是重点关注对象。”
    来自银行内部的数据显示，10月末，广东省中资金融机构本币贷款余额为29570亿，较上月增加289亿，其中制造业、房地产、交通运输等主要行业余额分别为4847亿、3612亿、3282亿，新增贷款分别为94亿、68亿和66亿。
    上述人士同时表示，在今年新增的问题贷款中，制造业的户数比例和余额比重分别达到85%和96%，虽然余额不高，但比重过大，已经引起银行管理层的重视。
    该人士称，在10月底和11月初分别有两家制造型工厂突遇停产倒闭事件，其中一家还有数百万的票据贴现余额，但由于法定代表人的失踪等无法进行追索。
    某城商行在其内部下发的风险管理提示当中表示，为了应对部分企业极端做法，当前银行普遍采取贴身追踪的办法，包括逐户实地走访，重点关注借款人是否有停产、减产迹象，甚至定期电话联系法定负责人的方式。
    深圳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抱怨，现在企业停产倒闭的预兆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偶然性和突发性在增加，有些平时监测时各方面指标都非常正常的优质客户，可能一夜之间停产倒闭。
    受外部需求放缓影响，10月广东出口增速继续回落，当月出口增长9.2%，增幅比上月回落5.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回落12.0个百分点。而制造业的代表“三资”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7144.86亿元，增长10.7%，增幅同比回落6.2个百分点。
    前述地方金融机构负责人表示，即使贷款损失风险存在，但是对于有足额抵押的制造业还是会视情况给予贷款，制造业作为主要的贷款投放行业，还将保持一定的贷款增长。
    监管部门数据显示，10月末，广东中资金融机构制造业本币贷款余额增长94亿，高于9月末19亿的增长。

    珠三角“放长假”隐性裁员 “绑架”劳动合同法

    变相裁员催生返乡大军

    湖北籍姑娘小吴在东莞长安镇某玩具厂打工。自上个月起，她与车间的许多工友一样，每天都没活干，闲在工厂无聊至极，恰好厂里出台了针对赋闲职工的“带薪长假”制度，她只好“休假”走人。
    由于圣诞节的订单已经全部做完，新的订单急剧减少，这家3000多人的工厂，自两个月前就开始收缩生产，直到有近一半工人歇业。这给企业带来不小的压力，公司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便推出了“放长假”的规定，允许部分老职工在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享受“带薪长假”，但薪水标准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类似小吴这样的老职员，尚属公司有意留用的技术人才，故能享受到“带薪长假”。早在1个月前，公司就开始促成一些工龄较短的职工“主动辞职”。当地的生活开销又相对较高，只要车间一停产，长时间没有活干，一些年轻人便坐不住了，很快走掉了一大批员工。
    “等到回家过完春节，再来不来这里其实就很悬了，听说在老家找工作也比以前容易很多，有技术的更好找。也许会留老家呢。”小吴说，她认为“带薪长假”其实是厂里将他们暂时“支走”，完全可理解为“变相裁员”。

    困境企业“绑架”《劳动合同法》

    进入10月份以后，全国人力资源市场也出现了变化。一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前9个月每个月的平均增速是9%，进入10月份，新增就业的增速是8%，这是首次。二是企业的用工需求出现下滑。“人保部”对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第三季度以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这也是首次。
    就业市场的变化，让企业重新掌握了谈判的筹码，企业主趁机“绑架”《劳动合同法》，使之在执行中大打折扣。
    “深圳关外很多加工型企业给员工放了假，有些地方恢复了以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深圳某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张辉告诉记者，由于经济预期很不好，如今发布网络招聘广告位的企业减少了近半，而前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却多起来，企业招聘时尽量压低工价。无法忍受低工资的求职者，只好四处找工作。
    张辉介绍，有些企业主对今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本来就有意见，现在正好可以重新掌握劳动力定价权，人工成本往上涨的趋势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尽管利润增加慢了，但企业照样还能赚钱，老板们比较得意。